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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环艺设计学生的非遗路

2022.09.02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这项工作领域，施宇峰和我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我们过去都没有想到过的事情。”

我昔日的学生施宇峰从很早就进入到这一个领域，那个时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这项事业还没有被更多的人所认知。

每一次去云南昆明，我都要找到施宇峰，喜欢听他讲他所做的那些田野调查的故事和经历。他的投入状态，令我感到吃惊，如果把那些巨量的数据罗列出来，恐怕会让很多的人感到不解。为什么一个在市场经济中机会多得很的“环艺”毕业生，会主动投身到这样一份辛苦又不被世俗关注的事业中？

直到有一次他和我聊起了有关云南少数民族营建环境的文化传统和理念，我才真正理解了他。他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实践，学习掌握了一些现代文明以前，人们在自然环境中营造的人工环境的密码。他的发现对我的启发也非常之大，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些长久生活在城市里，浸泡在现代文明中的人，早已丧失了和身处的自然环境对话的能力。

施宇峰（右二）团队在下者偏采访

下者偏田野调查工作组（左三为施宇峰）合影

下者偏村调查前的建筑分区编号

在震惊全国的翁丁古寨被焚毁事件之后的一个专家学者的论坛上，施宇峰作了发言，我觉得他的观点有真知灼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种见解建立在他十几年来长期深入调研所获得的认知基础之上。我为自己曾是他的老师而感到由衷的骄傲。

苏丹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副馆长

星空平台兼职教授

一个环艺设计学生的非遗路

文 | 施宇峰图 | 施宇峰、吴穷

2009年，我从清华美院环艺系毕业后来到云南民族大学任教。我带着一颗设计师的雄心到了云南，渴望这片神奇的土地所孕育着的创作机会。

我很快意识到，想要在云南做出优秀的设计作品，必须要关注其丰富的民族构成，并且与多样的地理环境相呼应。所以，我几乎没费太多力气就找到了做云南乡村设计的方向。但一开始，这种想法并没有立即转化为实践，毕竟理解一个陌生地方的乡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左至右：施宇峰与吴学源老师、苏丹老师合影

没多久，项目就找上来了。罗平布依族小学规划、腊峰小学规划、昭通文庙等一系列的景观设计项目接踵而至。我很快在这些设计项目上得心应手：理性的分析、规范的制图、绚丽的图表……，迅速找到了设计的“窍门”。但日后我反思这段经历，发现其实内心是很排斥这种“窍门”的，总觉得和云南没什么关系，尤其和乡村没什么太大关系。

环艺设计的理性思维让我的这种“自信”伴随着不安，那种“基于真实的震撼”不停地在提醒我思考一个问题：云南乡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设计？

这种反思源于苏丹老师的影响。记得刚入学时，见到老师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他将手里的雪茄轻轻地放到桌边，转过头来犀利地看着我们，说：“环艺设计的学生，就要有对当下的敏感”。这个场景多年来一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环境意识”是苏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话，即设计不仅仅由设计本体而决定，很大程度取决于对周边环境的解读，甚至可以极端地理解为设计不是由它本身所决定，而是由环境来决定。

因而，在云南做设计，对在地的环境进行关照是我无法绕开的，于是我开始思考那些过于绚丽的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这片土地，或者说开始思考设计到底应该是什么？设计是否仅是设计师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者说一个听起来很美的概念？从根源上看，这些所谓的设计与当地人的生活相比，生活的真实让一切华美的概念都失色。

另一方面，我所在的单位——云南民族大学采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三科并立”的人才培养体系，这样的学术氛围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对专业的看法。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将自己“对象化”，站在“他者”的角度看待和理解不同的世界。这种理解不仅是情感上的理解，更体现在工作方法的不同，它要求研究者要融入社区生活，同村民一起居住，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语言、行为和他们所处环境的关系。

制作蜡染的白倮妇女

制作围腰的藏族老奶奶

和景颇族群众交谈

在环境意识和田野工作的指引下，我从单纯的设计角度开始关注村落中人的活动和土地之间的关系，长时间的观察和记录让我慢慢意识到活动对空间的影响。空间只是人们活动的背景，将空间里面人的每一项活动都安排妥当，空间的形态就可以大致勾画出来，设计也就可以转变为对空间里人的活动的描述。这种感悟告诉我，与其去创造一个空间，不如通过环境意识和田野工作方法，去记录和理解一个空间。

壮族民居测绘手稿

一颗印民居剖面图

一颗印民居色彩与材料分析

记录和理解对于村落设计是尤为必要的。云南的乡村众多，由于民族、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各不相同，每个村子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所以要把云南的乡村设计好，就需要大量的前期调查工作。

于是，我开始用空间标注村子里的活动，从节日庆典、祭祀活动、婚丧嫁娶、到饮食穿住等等，都标记出具体的点位。在点位上对于很多细节，如民居是如何建造的，节日是如何庆祝的，演出是如何进行的，在哪里进行表演，群众在什么空间里进行观看等等，我都会做上标记，然后分析推演。就这样，我的工作也慢慢从跟着项目跑，变成有意识地去记录云南各地各民族的民居村落的形态，工作的重心也由原来的设计转向做各民族民居和村落的测绘与调查。潜意识里，我也慢慢从一个设计师变成云南文化的记录者。这些潜移默化的改变为我日后遇上“非遗”做了必要的铺垫。

2015年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开始在全省范围内举办田野调查培训工作，我作为民居营造技艺方面的指导老师受邀参与了前期踩点和调查。这次调查活动让我第一次深度接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空间”的概念，让我对非遗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

广南下者偏省非遗中心田野调查

合影，第一排右八为施宇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中，将“文化空间”这一概念阐述如下：“文化空间可确定为民间或传统文化活动的集中地域，但也可确定为具有周期性或事件性的特定时间；这种具有时间和实体的空间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它是文化表现活动的传统表现场所”，并将其设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文化空间，既不是单纯社会学视域下文化事项的生存环境或者文化生态概念，也不是文化地理学视阈下文化区概念，它是一种时空伴随的文化实践复合体，它强调空间、时间、文化实践三个维度的叠加。

环境意识强调空间中人与实践活动“在场”，非遗又强调“此时、此地、此人、此物、此实践”，两种思路在一个环艺设计从业人员的身上一拍即合，于是乎我开始寻找自己的非遗之路，我的工作方式也逐渐转变为用文化空间的思路结合环艺设计的表达方式，对云南民居和村落进行标记与调研。

在对民居进行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不仅进行物质空间的测绘，还会记录民居建造的过程、建造仪式以及发生在建筑里的各种生活，包括饮食、歌舞、会客、节庆等，观察这些活动在建筑空间里是如何发生的。而在田野调查中也发现，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比较完整的传统村落，但是通过其场域空间内的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美术、手工技艺、医药、民俗等非遗项目，就能相对可靠地勾勒出该传统村落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