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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F锋建筑节 | 对话方晓风: 社会属性和文化契合的共鸣点

2022.01.29

IAF锋建筑节是一项关注“未建成”设计作品梦想实现和重生的国际赛事，面向全球建筑师、设计师征集那些处于“未建成”阶段、或还无法付诸实施的设计作品，为它们提供一个积极转化为“建成”的时机。

星空平台副院长、《装饰》主编方晓风教授莅临IAF锋建筑节2021年度盛典的现场，作为“主旨嘉宾”为线上线下观众带来了精彩的主题演讲，并接受了IAF锋建筑节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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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晓风，研究和倡导设计伦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与设计的设计学科教授，以《清代北京宫廷宗教建筑研究》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方向的博士学位，形成一套以物见人的设计文化研究方法。设计的核心问题是造物，而指引造物的是文化，通过具体的设计成果追索文化的成因与影响，是设计史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以物见人的研究，需要超越专业技术的学术眼光和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因此，也得以锤炼出大历史的学术研究格局，进而形成一种融通的设计文化观，构建了对设计历史和文化的系统的考察方法和整合的设计思维。他说: “超越形式的设计思维，不是要设计师放弃形式，放弃形式思维，而是提示我们关注一个更本质的问题：设计与生活的关系。”

社会属性和文化契合的共鸣点——方晓风专访

作为星空平台副院长，您是如何看待当代中国设计？您觉得未来的建筑整体会呈现哪些趋势性的变化？

方晓风: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给设计领域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最近十年来，中国的整体设计水平提升地非常明显，甚至可以与国际一流设计看齐了，所以中国设计正处于一个非常可观的上升期。

但是我们也面临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如何在这个时代更充分地表达中华文化，从而形成中国设计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清晰的形象。我认为离理想状态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总体上我们已经解决了设计基础层面上的大部分问题，而在文化深层的表达上，我们仍需用心探索。

您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哲学与西方建筑哲学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要怎么传承并体现在现代建筑当中？

方晓风:一方面，中西建筑的体系是不一样的，主流是木构和砖石材料的区别，所以两者的建造方式和结构技术也有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建筑是以院落方式横向展开，而西方则是竖向展开，所以西方建筑更重视雕塑感，强调的是建筑的形体、状态和立体形象，而中国建筑更强调空间的层级、秩序和界面，并且不是完全放在一个建筑体积的表达上。

因此中西建筑体系的切入点是有差异的，相较于西方的造型形态、柱式语言，中国传统建筑更关注空间意识的概念。Frank Lloyd Wright是一位的接受西方传统训练的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但他看到了东方建筑的特殊性，早期引用了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的一段话: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即这个碗是空的所以能装东西，这样才有了器皿的作用，若碗装满了东西它就没有用。他认为建筑就如同这个碗，真正要的不是这个壳，而是由壳所决定的限定空间。

中国传统园林是一种非常好且成就较高的空间类型，外国人一直对此有着很高的赞赏，认为这种空间类型蕴含着智慧，它小中见大，整个空间布局之丰富且复杂，都是令人十分震撼的。相较于西方强调几何关系和轴线的园林，中国传统园林更强调可游性，其底层逻辑是山水，这也正是中西传统建筑的空间概念着眼点的不同所造成的明显差异。

我们如何继承中国传统建筑的思维方式并运用到当今时代的的语境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一个现实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是移植西方的，所以我们会偏向西方模式来训练，但在最近十几年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中国本土建筑师、院校开始多方面地探索中国传统建筑的设计理念，例如从古典园林中汲取技术运用到当今设计中，虽然在社会的庞大建筑量中仍未达到一个较高的比重，但我们已经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例子，同时我们也无需过多担忧，因为这是我们的本源文化，它很容易且会很迅速地得到大家的呼应。

另外，室内设计的趋势变化也很明显，在二十年前我们都在讲欧式、简欧，而最近十年间开始谈新中式了。但是我认为程度还不够，因为我们并不是延续传统建筑文化的表面符号，而是空间体系和空间逻辑，所以我认为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各国建筑师、室内设计师、景观设计师会给予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您觉得本土建筑师如何才能做出具有在地性的建筑，怎么看待现在乡村建筑的在地性？

方晓风:在地性与城市或乡村这个主体没有关系，它其实是一个文化概念，真正体现的是文化契合。比如我在中国做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它是拥有在地性的；而一个著名西方建筑师把他的作品移到中国，它是不拥有在地性的，因为它的文化属性是属于西方的。所以在地性的重点并不是具体落在哪个地方，而是一种文化意识，你需要认真研究地方的文化传统。但很多人会把传统文化和乡村划等号，这个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一方面，城市和乡村都有自身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乡村建设中不考虑文脉的建造行为同样是不符合在地性的。

所以在地性有两个重要意识，一个是清晰的文化意识；另一个是尊重地方文化的态度意识。建筑设计师或多或少会有一种专业的傲慢，他们会追求个人风格的展现，而在地性的体现可以比作我们的人际交往，高情商的人在不同场合都不会显得突兀，因为他会照顾到不同人的感受。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曾说: “君子和而不同”，这个“和”字巧妙说明了君子虽然和常人不同，但仍然能与大家友好相处。所以我们在讨论在地性时，可以把“和而不同”作为标准来检验我们的作品，换句话说，就是在作品个性得以发挥的前提下，需要考虑它是否能融入当地的整体环境中，是否有一个“和”的基础。

您的研究领域是建筑历史理论，同时也拥有多年的环境艺术设计相关教学和实践经验，你在教学中更偏重于向学生传递什么样的一种理念？

方晓风:我的教学强调两个理念，第一个是文化意识。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做设计不是追求简单的形态或者形式美的原则，因为判断设计是否美的标准很宽泛，而文化是设计的最终目的，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表达文化，这个文化是一个很丰富的概念，我们可以用国家、地区或者生活形态来界定文化，比如烟火气的市井文化，士大夫的文人文化等等。

第二个是社会意识，设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的。人具有复杂性，他是一个个体，也是一个社会性的人，这个结构对于设计师来说很重要，说明了好的设计一定是基于对人的准确的把握。

我和沈康等几个老师在今年广州设计周的南丰展馆有一个名叫《漂在广州》的展览，我们认为“漂一族”占现今大城市人口的较大比例，而移民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效应，那么，如果你在广州做设计，就不仅是在为了旧广州人，更多是在为了新广州人，这就要求设计师需要足够了解新广州人，所以社会意识上是要求设计师去观察社会中的人。我们以《切片与采样》为题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研究生创新开放课程，并与三十多个研究生共同举办了本次展览，通过这个体验，他们可以真正地、更深入地走进别人的生活里面去观察，在“物”与“空间”两个对象之间进行对话，逐步勾勒出日常生活的“人”的轮廓。

△广州设计周展览《漂在广州》

您认为建筑师群体的社会责任是什么？自己是如何履行这种责任的？

方晓风:设计行业天生带有社会属性，它和个人化的纯艺术是有区别的，设计师尤其是建筑师的方案实现是非常困难的，它需要发展商、投资人、政府认可批文、巨量资金投入，若这是一个公共建筑，还要考虑人的要素。早期现代主义的大部分建筑师是怀有社会理想的，都希望自己的设计能改善社会环境或者对社会有所贡献，这要求建筑师需要具备两个素质: 一个是了解社会，另一个是良好的价值观。所以好的设计师、建筑师，他关注的不是个人风格的实现，而是建筑在整个社会体系的角色体现。

中国社会发展很迅速，且伴随着设计师的价值观的更新。我翻译过一本来自芬兰学者的《新公共建筑》，他说: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再到今天的建筑发展脉络中，传统的公共建筑都一直追求庙堂化，营造一种权威感”。但当我们进出现今的公共建筑或者商业建筑时，会发现它们的开放性都很好，大家都可以平等且自由地参与。所以建筑是一个无声的教材，它通过空间的语言和形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

另外，由于技术的原因，我们的传统建筑的首层地面会比室外地面高，所以会有门前台阶的存在。但现今的大量公共建筑的室内外高差都消失了，相对比就少了几步高差，它也改变了人们进入建筑的状态和心情。所以设计师对社会的改变，不是表面式的口号，而是会渗透到很多设计细节里，从而表达设计师对真实世界和生活的认知。

您是如何理解建筑的先锋性的，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你在钻研的时候，如何坚持和创新思考保持自身的先锋性呢？

方晓风:我认为先锋性并不是我做出了不同于大众的形态，而是价值观层面的思考，是我们对社会发展的一种预判。这些年我一直关注公共性的实现，思考如何将公共空间的开放度做得更好，但公共空间的设计是包含许多问题和矛盾的。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我们的潜意识中很容易会出现等级观念，现在的说法叫“鄙视链”，而公共建筑绝对不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追求的是参与性、开放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口号，它会在我们的设计细节中展现。

对于景观设计方面，我一直反对做大草坪，因为它们杜绝了人类的参与性，我们常常看见大草坪旁会立上一个小牌子“轻轻的草，怕你的脚”，最终它会成为我们所说的“绿色沙漠”，这种设计也是不友好的。所以真正的先锋是你对问题的看法，它是具有前瞻性的，它也能照顾到更多的公共利益，这也是值得推崇的一种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