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开始创作《不高兴的动物》这组雕塑，之所以选择将这些动物作为创作的对象，与我的求学背景有密切的关系。2008年，我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造型学院，二年级时分流时进入雕塑系学习，这是一个从绘画转向雕塑，从平面转向立体的过程。到了三年级，学生们需要根据个人兴趣选择不同方向的工作室，于是我就选择了第一工作室，也就是西方写实方向。第一工作室当时有孙家钵、王伟和牟柏岩三位老师，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非常有体系的教学团队。我们工作室培养了很多擅长创作动物题材的雕塑家，包括王伟老师也一直在创作以马为题材的作品。动物是写实雕塑中非常重要的表现对象，特别是马和鹿，它们的造型非常适合以雕塑的方式进行表达。

因为雕塑可以大批量的复制，经过近年产品化的开发，动物雕塑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进入到了会所、餐厅等商业场合。与此同时，普通消费者对艺术品的消费能力也有所增长，一些面向非专业藏家的小件雕塑也逐渐流行起来。在这个细分市场中畅销的一般是寓意美好的“高头大马”、“炫彩神鹿”，为了迎合市场需求，现在有大量的雕塑家转向了这种瑞兽题材，他们纷纷以精细的打磨、绚丽的电镀工艺，甚至是脑袋上插入树杈等等套路的方法进行创作。现在来看这些马和鹿的雕塑也不免流于媚俗，已经变得非常的商业化、程式化。

在《不高兴的动物》系列中，我做了“一头倔驴”和“一条土狗”。相比起马、鹿等瑞兽题材，它们的形象更加贴切于我的艺术追求，也就是对社会中的普通事物进行再发掘，如同周星驰的电影以小人物的视角进行切入一般，雕塑和绘画也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去发现新意。这个系列之所以取名为“不高兴”的动物，是因为这些动物之间具有一些共性的特征。在中国，驴可以说是一种很悲情的动物，大部分时间都在田间地头干农活，每天忙忙碌碌也不知为何，最后还要被冠以“全身是宝”的美名制作成驴肉火烧、阿胶糕，它们的一生似乎从出生就已经注定了结局；土狗又称中华田园犬，其实它在近代的中文语境中是一个略带贬义的词，虽然它们很好养活，不常生病，也很忠诚，任劳任怨地为人看家护院，但是它们往往得不到主人的重视，甚至很多因为外观丑陋而遭到了弃养，成为了流浪狗。所以这些动物都是传统意义上不太“入流”的题材，他们也必然是“不高兴”的。可能这样的作品在销量上并不会取得成功，但是能够将想法转换成雕塑还是让我感到激动，

孟超  一头倔驴  40×18×30厘米  不锈钢铸造 

2020年

孟超   一头倔驴   40×18×30厘米   不锈钢铸造

2020年

从创作手法上看，这组作品是有所取舍的，放弃了一味追求解剖的精确，而让位于对雕塑对象的性情表达，在我看来雕塑的动作可以是夸张的，甚至是变形的，因为我的目标并不是像摄像机那样去精准地捕捉表达对象的某一个瞬间的动作，而是希望将模特凝练成一个相对静止的动作。近代知名的画家黄胄以画驴著称，但他笔下的驴多是在闲适安逸的状态之下（郑闻慧《黄胄和毛驴的故事》，《中国书画》,2005年第6期），这与我从小所见到的驴并不相同，所以创作《一头倔驴》这件作品的重点就在于如何突出驴的“倔”，而不是去体现结构的健硕，我有意在驴的身体上留下了非常多的塑造的痕迹，因为光滑细致的外表和它所象征的草根文化意味是不相符的。只见这头毛驴低着它的头，耳朵探向前方，以一种不羁的姿态和命运抗争，但又那么的苍白无力。另外一件作品《一条土狗》则侧重凸显土狗的“土”味儿，历史上也有很多人喜欢做狗的雕塑或者画狗，不过他们选择的多是一些优良的品种，比如杜宾犬、法斗等等，土狗往往是最不起眼的，所以我做的这条土狗它浑身落魄地趴在地上，眼中充满了失落。

孟超    一条土狗    22×15×8厘米   不锈钢铸造

2020年

我非常喜欢八大山人的绘画作品，作为清初“四僧”之一，他最擅长托物言志，借笔下的动物去诉说自己的情怀。朱耷的绘画造诣极高，笔下的动物都十分脱俗：他所画的鱼往往“白眼朝天”，鸟则单脚站立，看起来孤高、冷漠，拒人千里之外。受到朱耷的启发，我也想在雕塑中通过这些“不高兴的动物”来诉说个人对于生活的一些理解，然而雕塑有别于绘画，是一种立体的造型学科，想以雕塑的方式对动物细腻情绪进行表达要比绘画复杂的多。归根结底来说，雕塑是一种视觉艺术，雕塑家要用最为直观的方式进行表达，而不是和文学家、诗人一样去讲故事，所以在进行创作时，应当把握住对象最本质的特征，通过雕塑的整体动作和造型去说话。

回想学习雕塑的历程，孙家钵先生时常讲到雕塑中“型”的问题，本科时我还理解不了什么是型，但现在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逐渐对型有了一些了解，孙先生所说的型所指的不是表面上的形体，也不是单纯的写实，而是一种艺术的典型性，也可以理解为艺术的最终呈现的合理性，有型的雕塑应该是让观众看完之后对这一塑造方式产生认同的。孙家钵先生在做雕塑的时候，习惯于以大型为先决条件，舍弃一些小的细节，这一点在他的雕塑作品《瞎子阿炳》和《鲁迅》中都有所体现。孙先生经常教我们通过“挠挠”来进行创作，“挠”可以说是他的绝招，就是用手在雕塑的表面抓出一些肌理，其实这种“挠挠”是与国画中的“皴”效果颇为相似，通过一些偶然的效果来摆脱“匠气”。雕塑系一工作室的创作也受到贾科梅蒂等欧洲雕塑家的影响，作品看起来都比较“瘦”，如贾科梅蒂的作品《行走的人》那样，人的形象被极大简化，身体表面也粗糙斑驳，但行走的动向更加突出了。这是因为我们理解的“型”来自于核心轴、大骨架的支撑，而不是塑造肌肉与表皮，滑田友先生称之为“串糖葫芦”（郅敏《一段段好风景——孙家钵谈滑田友的雕塑艺术》，《美术观察》,2011年第8期），只要雕塑的型能够得到呈现，其他的细节就都不再重要了。

齐白石先生曾言：“作画妙在似与不似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马鸿增《齐白石“似与不似之间”的重新解读》，《国画家》,2009年第5期）。在雕塑中其实也有同样的问题存在，比如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照相写实主义雕塑，其影响绵延至今，让·穆克等人的雕塑能够无微不至、纤毫毕现地还原人体的每一处细节，但艺术家在尝试这种再现真实的过程中，也容易无限的陷入技术的漩涡，反而容易忽视艺术创作的整体性。追求细节的完美可以说是一种创作态度，但细节不应该成为被表现的主体，否则最终呈现出来的可能就是有外在形态而无“型”的作品，这就是之前我为什么说目前市场上工艺精湛的瑞兽雕塑也难免落入缺失型的窠臼。

这组《不高兴的动物》的创作还没有停止，接下来我会继续创作一些乌鸦、乌龟、咸鱼等动物。与土狗、倔驴一样，它们外表并不讨喜，没有祥瑞的寓意，在人们的心中往往是非主流的审美形象，这导致在传统的动物题材作品中很少见到它们。正如中国花鸟画中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两种风格，黄氏父子的花鸟画多是服务于统治阶层，大多富丽精致，装饰性强；但也有徐熙、朱耷等人的画作，风格放浪不羁，甚至略带怪诞。当然，创作的目的必然不能是单纯地为了区别于他人的作品，如果将标新立异以及选材作为创作的目的那未免太过于形式主义，好的艺术作品一定是有感而发的，我仅希望通过雕塑来发掘这些外表不够完美，看起来也不太“高兴”的动物，通过一种“雅丑”的审视趣味，为动物雕塑添加一些多元化的表达方式。

孟超，1989年生，河北沧州人。201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获学士学位。2015年毕业于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获硕士学位。现为星空平台博士生，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

本文发表于国家级艺术类核心期刊《美术观察》（2022年第三期）。

（图、文：孟超提供）